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幅是诸王诸公向孟子请教治国之道，如鲁平公、齐宣王、滕文公等，《孟子》开篇第一句就是“孟子见梁惠王”，书中甚至多有当面批评和顶撞诸侯之言，这在《论语》中是少见的。
这虽然说明当时儒家更受诸侯尊重，说明孔子与孟子性格不同，但也说明一件事，孟子对宣扬自身政治主张的欲望更加强烈，直到屡次失败后才放弃，开始专心教书育人。
孔子曾经从小官吏一步一步走上鲁国要职，所以他虽然讲仁义，也谈政事，但非常节制，在诸侯面前把自己当臣子，周游列国更是在传播自己思想。
但孟子不同，他并没有像孔子一样有丰富的从政履历，虽然谈政事，但在君主面前把自己当老师，他也周游列国，但他更像是要当帝师来推销自己的思想。
一个传播，一个推销，自然有所不同。
在写《孟子新注》时，方运的态度和写《论语新注》不同。
在写《论语新注》的时候，方运几乎是倾其所有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
但在写《孟子新注》的到时候，尤其涉及到政治方面的内容，方运则有所保留。
凡是涉及孟子的政治思想，方运大加称赞，尤其在民本等思想上，方运的意译引申往往都长篇累牍，着墨之重远胜其余三书。但凡是涉及具体的为政之法，方运大都一笔带过，不会肯定，但也不会否定，甚至连两头大妖王都看出来方运在故意避开。
鼠汰王曾经问过缘由，方运则微笑作答。
“为政之事，孟圣言之有理，行之不明，不如杂家远矣。”
鼠汰王与狼渊王轻轻点头，杂家起源是吕不韦，论政治手段，十个孟子加起来都不如一个吕不韦。
但是，鼠汰王敏锐地发现，“言之有理，行之不明”，用难听的话说便是孟子的想法是对的，但却很难施行，或者说，孟子没能为他的思想找到正确的、行之有效的道路，再严重一点，可以说方运在批判孟子说的那些为政之道是错的。
《论语新注》与《孟子新注》的写法差异极大，鼠汰王与狼渊王交流许久后毫无结果，要是请教方运原因。
“出葬圣谷后，便见分晓。”方运道。
两妖十分失望，但也对未来充满期待。
鼠汰王又问：“不知先生为何单单把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从《礼记》中提取出来，如此郑重对待，实乃前所未有。”
方运道：“《礼记》纷杂，妍媸并存，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如泥沙藏金，又分别为曾子与子思子之作，与孟圣同为亚圣，不可明珠蒙尘。”
“那如此一来，学生是学《大学中庸》，还是学《礼》？”鼠汰王诚心询问。
“进士以下，当学《大学》《中庸》，进士以上，可在五经中择一而专。”方运道。
鼠汰王恍然大悟，道：“我儒家弟子开枝散叶，天赋高低不均，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过于精深，往往皓首穷经方有所得。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孟子》《论语》则是圣人亲口教诲，相较五经而言，浅显易懂，若专心精研，数年便可有成。如此一来，我儒家弟子初期便可快速成长，以免白白浪费了那文曲星光。”
“善。”方运颔首称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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